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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半导体相关的对华出口管制将扩大到日荷企业外交部回应「美国长臂管辖是蛮横司法事件」如何解读?

发布日期:2023-06-28 21:08 浏览次数:

  如果华盛顿认为自己的技术霸权正在消失,这些制裁手段仍有升级的空间。我们这些认为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地球上最危险力量的人,应该反对让中国14亿人民永远处于技术劣势的企图。我们还应该让半导体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垄断者牟利的工具,也不是强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工具。

  对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而言,半导体的重要性不亚于能源。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最先进的芯片,而对这些国家供应链的掌控正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战场。

  《芯片战争:为世界上最关键的技术而战》书评,作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

  如果说能源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能源向全身输送燃料氧气以保持活力,那么它的大脑是由数万亿半导体芯片组成的。汽车、炸弹、电话、冰箱,甚至能源系统这些都依赖于芯片进行计算处理信息。在信息时代,如果没有芯片,资本主义就会脑死亡。

  对资本及其各个民族国家来说,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或半导体供应哪个更重要? 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他的新书《芯片战争》(Chip War)中为后者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与可以从许多国家购买石油不同,我们的计算能力的生产从根本上取决于一系列的瓶颈:设备、化学材料和相关软件,这些通常是由少数几家公司生产的,有些只有一家公司。没有哪个经济领域依赖如此少的公司。

  因此,芯片既必不可少,又难以生产。这种结合使它们成为所有民族国家战略思考的核心,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思考。华盛顿只有通过主导全球半导体生产以及这种生产所依赖的复杂供应链,才能维持其帝国主义权力。

  《芯片战争》讲述了半导体产业从起源到现在的历史。这是一本关于技术的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主义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动态,即使米勒可能自己不会从这些角度来思考。

  半导体的崛起完全与小型化微缩化有关。通过在相同大小的硅片上制造更多的晶体管,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不断增强。

  “如果说能源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那么它的大脑就是由数万亿半导体器件组成的”

  最早生产芯片的公司之一是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该公司被广泛认为是硅谷走向繁荣的引领者之一。仙童在1960年销售的第一款芯片有四个晶体管。今天,苹果 14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是150亿个。

  半导体行业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现象被称为摩尔定律,以仙童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命名。摩尔在1965年写了一篇文章,预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芯片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翻一番(他在1975年将这一数字修改为每两年翻一番)。尽管摩尔定律的终结早已被预言,但摩尔定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

  美国政府是芯片行业起飞的关键。在芯片商业化的前5年里,约95%的Fairchild芯片被美国宇航局(NASA)或美国军方购买。尽管民用市场很快超越政府部门成为芯片的最大买家,但美国半导体资本和美国政府直到今天仍保持密切联系。

  这种关系是由推拉因素决定的,任何特定时间内都需要各种力量的平衡。上世纪80年代,半导体行业的首席执行官们有一半时间都待在华盛顿,他们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以阻止日本在该行业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当索尼和尼康等公司的威胁减弱,美国再次成为霸主时,芯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试图不让华盛顿插手所谓的“自由市场”。

  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关键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DoD)确实担心美国在军事上落后于苏联。在威廉·佩里的领导下,国防部转向了一种严重依赖半导体的军事战略,即所谓的抵消战略。

  佩里的目标是让美国的导弹最精确,而不是在尺寸或数量上占优。在这一领域,在计算能力上远远落后美国的苏联无法与之竞争。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让美国在战斗中证明了抵消战略的有效性:半导体制导导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巴格达的目标,向世界证明了华盛顿的军事优势。

  对美帝国主义同样重要的是,上个世纪的美国新兴半导体公司决定逐渐转移到海外生产芯片。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早在1969年就在台湾建立了一家工厂。到20世纪80年代,正如米勒所写的那样,“美国半导体厂商分布图看起来很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地图。”美国可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海外电子产品生产(尤其是半导体)确保了美国资本主义赢得了和平。

  事实证明,对于美国半导体资本来说,外包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劳动力套利策略,同时也为亚洲经济崛起埋下了种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担心中国大陆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台湾当局意识到可以通过使自己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保证其对美国的持续重要性。

  “中国台湾当局意识到,可以通过使自己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组成部分来保证其对美国的持续重要性”

  此举成功地吸引了曾在德州仪器被忽视的张忠谋(Morris Chang),让他在中国台湾成立一家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公司:台积电。理论上台积电是一家私营企业,但实际上是一家公有企业。

  张忠谋的台积电(TSMC)基于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台积电将不再自己设计生产芯片,而是为世界各地的半导体公司生产芯片。外包芯片制造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生产芯片涉及巨大的资本成本,更不用说所需的技术水平了。

  事实证明,台积电的纯制造模式比想象的还要成功。台积电目前在全球生产的芯片中占55%左右,在最先进的芯片中占90%以上。它的客户包括苹果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台积电成功实现了一定程度上让这块岛屿成为芯片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星的商业模式则不同,但三星也得到了韩国政府类似的支持,从一个为美国芯片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方,转变为一个靠自身技术能力不断壮大的芯片生产商。由于生产芯片的成本持续螺旋式上升,芯片生产的集中度已经达到了全球只有三家公司——台积电、三星和硅谷的英特尔——可以生产最先进的逻辑芯片。其中人们还是越来越怀疑英特尔是否能跟上它在东亚的两个竞争对手。

  如果说逻辑芯片似乎正在走向双巨头垄断,那么极紫外光刻机(EUV)的生产已经达到了完全垄断的地位。EUV光刻技术在光刻胶上绘制纳米结构然后由刻蚀机转移到到硅片上,最终在每个芯片上雕刻数十亿个晶体管。随着摩尔定律的推进,制造越来越小的纳米结构(目前只有5纳米)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EUV光刻是如此昂贵和复杂,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

  阿斯麦的光刻机制造成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每台售价超过1亿美元,其依赖于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家公司的数十万个部件。从某种意义上说,EUV光刻机是全球化的一个奇迹。

  然而,所有这些分布广泛的零部件都被整合到一家公司——这是全球芯片生产的一个明显弱点。米勒还写道:“最终来说EUV的制造不是全球化的,而是垄断的。”

  随着亚洲经济实力在电子产品生产的支撑下不断增长,有一个国家逐渐成为亚洲大陆的主要参与者。就像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中国大陆最初是西方大型科技公司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源,并从那里发展成为一个技术强国——一个足以对美国霸权构成重大威胁的大国。

  然而,与东亚邻国不同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足以自力更生的半导体产业。半导体是中国政府潜在的致命弱点。在美中贸易战中,半导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

  美国在芯片战争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占据上风。虽然半导体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在美国以外,主要分布在中国台湾、荷兰、韩国和日本等国家,这些都是华盛顿的盟友。美国本身在一些重要的半导体设备和软件工具方面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中国生产的芯片占全球的15%,随着中国政府大举投资,这一数字正在迅速上升,但这些芯片几乎都是低技术含量的芯片。

  在芯片战争中,中国有可以动用的杠杆。大多数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在中国拥有重要的供应链。但这些主要是在价值链的低端,如果到了紧要关头,这些公司可以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便宜。

  中国拥有的真正影响力来自其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收入依赖于这个巨大市场。事实上,中国市场是如此诱人,以至于两家美国半导体公司(IBM和AMD)甚至愿意用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

  然而,这些协议是在美国真正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之前达成的。2020年5月,美国禁止任何使用美国芯片制造产品的公司(基本上是所有芯片制造商)与中国华为开展业务。

  米勒从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诚实地接受了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对华为攻势与网络安全无关的事实。这实际上是为了阻止中国主导关键的新兴技术,比如5G等。

  在这方面,美国极其成功地限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其方法包括迫使盟友服从其命令。这一攻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华为不得不剥离部分智能手机和服务器业务,而其5G技术也因芯片短缺而推迟。

  除了对华为芯片禁令之外,华盛顿还成功说服了与美国有广泛联系的阿斯麦公司(ASML),不要向中国出售其最新的EUV机器。其他一些中国科技公司也被列入了黑名单。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了一套新的全面出口管制,防止任何美国个人或企业向中国芯片行业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

  中国对这一切几乎没有任何回应,只是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了申诉。米勒在拜登最新的出口管制之前撰文指出,美国行动与中国反应之间的不平衡表明,山姆大叔在芯片战争中拥有“不断升级的主导地位”。

  正如米勒引用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2021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所说的那样,出现的画面是一种“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国家联系得越紧密,冲突的途径就越多。这与倡导全球化的专业人士告诉我们的未来几十年将会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这些专家没有停下来探究他们预测的失败,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无缝地转向庆祝拜登对中国的制裁。

  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升级为战争并不需要太多冲突。在任何战争场景中,控制中国台湾和维持台积电的运营都将是双方的关键目标。在《芯片战争》最后一章中,米勒模拟了各种场景,所有这些场景都有高度不确定的结论。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如果台湾的芯片生产被切断一段时间,其经济影响将与全球疫情封锁相当。这就是台积电芯片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甚至可能不需要一场战争就能将台积电淘汰出局,台积电的新竹科学园区工厂坐落在1999年发生过里氏7.3级地震的断层线上。只要台湾发生一次大地震,或者一次重大地缘政治误判,全球资本主义就会崩溃。

  芯片战争这本书有强烈的亲美倾向。然而,这本书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尽管美国可能不再享有单极时期的技术优势,但它仍然是主导玩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全球半导体生产的关键节点。中国的技术能力可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但美国已经表明,它可以有效地利用制裁来削弱中国的科技实力。

  如果华盛顿认为自己的技术霸权正在消失,这些制裁手段仍有升级的空间。我们这些认为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地球上最危险力量的人,应该反对让中国14亿人民永远处于技术劣势的企图。我们还应该让半导体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垄断者牟利的工具,也不是强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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